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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世纪70年代末，我任教的三官庙乡，地处秦岭北麓，渭水之南，沟壑纵横，交通不便，自然条件很差，但人们对教育还是极其重视的。全乡七千多口人，十个行政村，五十二个村民小组，大小学校达十七八所，学校由村上办到了组上。一时间，师资极其短缺。大多数学校都是一个老师，一群娃娃。

1980年秋季，乡上把我调整到水凹小学任教，这所学校，先前是办在民房里，后又搬了几处地方，随着学生的增加，组上决定建座新房子，就在小村北边的一块空地上，坐北向南，建起四间瓦屋，村上的工匠，板打的四堵土墙，木料是从坡上伐的，砖瓦自己烧的，学校很快就建成了。

单人独校，一至三年级，学生六十多名。上学来的有本村的娃娃，还有邻村的几个娃。我一个人，是校长，又是老师。哨音一响，上课了，一个教室，我先让高年级学生复习上节课的内容，给低年级学生讲。偶尔有高年级学生用心听低年级的课，入神了，猛地站起来回答问题，弄得全班哄堂大笑。慢慢时间久了，就进入了常态化，高年级学习好的同学，把老师讲的都默记于心，上自习时，踊跃地替老师辅导低年级的同学，发挥小老师的作用，维护着全班的纪律和秩序。

放学后，我目送着孩子们离开学校。这时，母亲的饭还没做好，我就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看书，备课。饭做好了，母亲站在大树下喊我，我才恋恋不舍放下手中的书或笔，跑出办公室。匆匆地回家，端起母亲盛好的饭，和母亲谈着与学生间发生的趣事。

孩子们在家吃完饭，就往学校跑。他们在场院里，滚铁环，踢沙包，玩得开心，使整个小村都有了生机与活力。上自习了，我坐在他们中间，指导他们写字，算数学题，他们鸦雀无声，有的用小眼睛偷偷瞄着我。后来，我在办公室的墙上，正对门的地方，挂了块大点的镜子，时刻监控他们在教室里的一举一动。起初，孩子们很不习惯，但渐渐地适应了，自习时，我在他们身边与不在，基本上都能保持一致。守纪律，用心学。连村里的乡亲们都说：“你把咱村里娃娃给管住了，知道学习，懂事了。”

我不会音乐，为了让学生学到新歌曲，我借了一台收音机，组织学生坚持听《每周一歌》，并把歌词用毛笔抄写在一张大白纸上，贴在黑板边上，与学生共同学唱；同时，还组织学生收听《小喇叭》等节目，丰富他们的课间生活。

冬天，地里的农活少了，常有乡亲们来串门，围着火炉，翻看着报纸和杂志，与我谈论村里村外的趣事，或交流他们生活中的苦衷与无奈。我为他们砌一块砖茶，放到壶里煮酽，边喝边聊。不知不觉，夜就深了，送走他们，我睡意全无，独自一个人在漆黑场院里徘徊，远处沟畔传来阵阵狐狸和狼的嚎叫声，但我并未感到恐惧和凄凉，我大声朗诵着陆游的诗句：“莫笑农家腊酒浑，丰年留客足鸡豚。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”

初雪的清晨，孩子们早早来到学校，手里拎着用搪瓷盆或破缸子做的火炉，教室的门还未开，他们就在我办公室窗前的墙角挤着取暖。我急忙起床打开教室门，帮孩子们把火盆里的火拨旺，让他们一边烤着火，一边晨读。凛冽的北风，带着哨音拍打着窗户，窗上的塑料薄膜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，但教室里却温暖如春。

那些年，一下起雪，就是好多天。远处山峦，近处田野、树木、房舍、山路，都被厚厚的雪覆盖。村上的男女老幼，齐动手，清扫积雪，先把孩子们上学的路扫干净，再扫主干道路。有线广播不停地传来公社领导的最新指示，督促人民群众抓紧清扫积雪。我站在校门前的场院里，把学生接进教室，那时的日子都很苦，娃们穿的都单薄，十个娃有九个都穿着从街上买来的旧棉鞋。我给他们把火搭旺，烤暖和了，再让他们做作业。

下雪天，正赶上全乡期末统考，考点设在五六里路外的胡寨小学，风吹，雪飘，路滑，大学生帮小学生，体质弱点的小娃，就让家人护送，实在有困难的，我就背上去考，就这样，还有不慎滚成“雪球”的。有时候，冬季考试，乡上把考点设在各村小，让全乡的老师交换监考。我的水凹小学居然在全乡组织的统考中，三个年级六门统考科目，四门名列全乡第一，另两门也居前列，年终评奖会上，教肓专干用浑厚的男中音说道：“水凹学校考这成绩，值得大家深思，值得学习！”至今还在脑海回响，记忆犹新，感觉就似发生在昨天。

现如今，年轻人纷纷离开山村，奔向了城市。学生也随之流动，山村出现了一个老师或几个老师、几个娃的荒凉景象。这也许是在城市化与乡村的撕扯中，乡村教育出现的暂时的阵痛，我相信不久的未来，乡村教育一定会有新的发展。现在每次回家，我都要到村学校去看看，寻找那些过往的岁月留下的印痕。因为，我在这里度过了一段忙碌的日子，也是一段富有诗意的时光。种地，读书，进修，娶妻，生子等有许多发生在这山坳里的故事。我曾在痛苦中挣扎，在迷茫中徘徊，但未放弃，执著前行。一个老师，一所学校，一群娃娃的那段日子，很苦，很累。但也很充实、很快乐、很难忘、很美好。虽已远去，但令我久久怀念。